经济学的许多基础原理看起来简单易懂，但要理解它们深层次的含义并不是特别容易，而这些含义恰恰至关重要。

　　有人指出，牛顿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苹果落下的人，他之所以能赢得广泛声誉，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明白其中含义的人。

　　经济学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懂得，高价格下人们的购买量往往比低价格时少很多。

　　例如，世界各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开支一再超出最初的估计，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明白这一简单事实的含义。

　　最初的估计通常是基于当前所使用的医生、医院和药品，但引入免费或补贴的医疗保健会导致人们在低价格上过度地使用医疗资源，进而导致成本远大于最初的估计。

　　要理解任何事物，第一步是要对它进行定义，这样才能够在头脑中清楚地知道正在谈论的是什么，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正如人们不会把有关天气的诗意讨论看作气象学，对经济的道德批判或关于经济的政治信条也不能看作经济学。

　　经济学是对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分析，目的是弄清楚用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手段会产生什么结果。

　　没有人期望数学能解释爱情，也不应该有人期望经济学偏离本身或做它力所不及的事，但数学和经济学在它们适用的领域却都非常重要。

　　宇航员在脱离轨道返回地球的过程中，是撞上喜马拉雅山还是在佛罗里达州安全着陆，精细复杂的数学计算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活动，说明我们要考察激励的逻辑，而不是仅仅思索追求目标的愿望；还意味着要考察激励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性证据。

　　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常常是系统性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像台球一击入袋那样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

　　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像碱液加到盐酸中最终生成盐水一样，两种化学物质相互作用后都发生了转变，从致命物质变成了无害物质。

　　在经济中也是一样，买方和卖方根据对方对供求的反应改变自身的计划，最终价格也随即改变，而价格的变化又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计划。

　　比如，那些一开始想在海边买别墅的人，在发现海滨别墅的价格很高后，就会转而在内陆购买一套小屋。

　　同样，当需求不足以从用户那收取高价格的时候，供应商就必须以低于进价或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否则在原定价格水平上出售滞销商品可能会一无所获。

　　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的：“每个人的意志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而最终出现的可能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事情。”

　　假设某一天股票市场收盘指数是14,367，这是股票市场上无数买方与卖方经过一系列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人有意让股票市场收盘于14,367，这是人们追求其他意愿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因果关系有时可以用目的性行为来解释，有时则可以用系统性相互作用来解释，更多时候，本是系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却错误地用个人意向予以解释。

　　比如，原始人往往把风中树动归因于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有意为之，而没有认识到大气压力变化的系统性原因。

　　同样，当人们不明白经济学基础原理时，也倾向于用个人意向来解释经济中的系统性事件。

　　例如，价格上升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但不懂经济学的人可能会把价格上升归因于人的“贪婪”。

　　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们震惊于商店里的高价格，并且往往马上归罪于生意人的贪婪和剥削。

　　与中产阶级社区的银行收取的利率相比，低收入社区中的典当行和小型金融机构收取的利率更高，他们也会从个人动机的角度得出类似结论。

　　低收入社区的公司通常不会比别的地方的利润率高多少，许多企业都在撤离这些社区。

　　购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穷人最终总是比富人支付更多，这一事实有一个非常直白的系统性解释：在低收入社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通常要高很多。

　　为了应对高发的犯罪和恶意破坏行为所支付的高额保险费和各种高额安保措施，是导致低收入社区商业成本较高的系统性原因，而这些原因被那些想从个人动机方面寻求解释的人所忽略。

　　典当行或信贷公司贷给50个低收入者每人100美元和银行一次性贷款给一个中产阶级客户5000美元相比，虽然金额总数一样，但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更多。

　　大约有10%的美国家庭没有支票账户，毫无疑问，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更高，因此许多低收入者依靠当地的支票兑现机构来兑现他们的薪水支票、社会保险支票或其他支票。

　　一辆装甲车将小面额钞票运送到贫民窟的社区信贷公司或小型支票兑现机构的成本，与运送大面额且价值100倍于前述金额的钞票到城郊商业区的银行所花费的成本一样多。

　　由于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花费更高，这些高成本转变成高价格和高利率也不足为奇。

　　负担能力差的人却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固然是不幸的结局，但原因是系统性的。

　　认为低收入社区的高价格和高利率是由于人类的贪婪或剥削，并通过价格管制和利率上限来纠正这样的一种情况，结果只会使低收入社区的供应更少。

　　正如房租管制减少了房屋的供应，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导致愿意承受低收入社区高成本的商店、典当行、地方信贷公司和支票兑现机构减少，因为法律批准的价格和利率无法让这一些企业收回成本。

　　另一种结果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再去合法的信贷机构，而是从高利贷借钱，这些高利贷者收取的利率更高，并且他们总有自己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使用暴力等。

　　当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和金融机构倒闭，更多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社区购买日用品或其他商品，于是除了购物花销外，人们还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用于公交或出租车费。

　　已经有许多企业因种种原因倒闭，包括骚乱、高发的入店行窃及破坏财物行为，结果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被迫去其他社区购物或办理银行业务。

　　明白系统性因果关系和意向因果关系的区别，是减少经济政策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

　　这些社区中的一小部分不正直的人，才是导致社区商业经营成本较高的真正源头，进而导致企业收取更高的价格。

　　但是，不管是从理智上还是情感上来说，人们都很容易把高价格怪罪于收钱的人，而不是真正导致高价格的原因。

　　系统性原因，比如我们在经济学中常常看到的，和“贪婪”“剥削”“乱要价”“歧视”等意向原因不同，不是公众情感的宣泄，也不是媒体和政治家演出的道德情景剧。

　　从个人意向方面来解释因果关系可能是自然的倾向，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无经验的个人或是发展不太成熟的社会往往会先从这一方面来解释。

　　人类花费了几个世纪，才使表现为自然迷信的意向性解释让位于基于科学的系统性解释。

　　然而，我们尚不清楚是否也要消耗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使经济学基础原理取代人们用意向原因来解释系统性结果的自然倾向。

　　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并不复杂，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接受与他们长期珍视的信念相悖的分析结果，而将经济学的基础原理“过度简化”使得经济学容易学习也容易遗忘。

　　同样，复杂的结果也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存在复杂的原因，一些格外的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会产生很复杂的结果。

　　例如，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会导致植物、动物、人类以及无生命物（如洋流、天气变化、昼夜长度变化）发生一系列很复杂的反应。

　　赤道与极地的气候虽然仍旧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区冬季与夏季的气候却是一样的。

　　事实上，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意味着地球每年围绕太阳公转时，太阳光以不同角度从不同点照射同一个国家，引起温度和昼夜长度的变化。

　　这些变化又引发植物生长、动物冬眠与迁徙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反应，同时还会引起人类的心理变化，经济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

　　所有这些复杂的现象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地轴是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

　　只有具体的事实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哪种原因，而先验地声明哪些是“过度简化”则并不管用。

　　如果我们从一个解释中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匹配，或是它的推理不合逻辑，那么这样的解释就是过度简化了。

　　但多数情况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解释“过度简化”，而没有考察它的证据或逻辑。

　　不论是在房地产市场上，还是在食品、电力或医疗保健市场上，把它和生产者在高价格时增加供给、低价格时减少供给联系在一起，足以让我们预测人们对价格管制的多种复杂反应。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和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中发现人们对此的反应。

　　将因果关系归结于个人因素的倾向，不仅使人们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升高归罪于“贪婪”，而且还使人们指责官僚的“愚昧”是导致政府经济活动失误的原因。

　　事实上，经济活动中的失误，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考虑到负责这些活动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以及任何一个或一群决策者可获得的知识的内在限制）。

　　当高层政治领导制定某项政策或制度后，政府官员就会服从当局权威，他们可能会对违背自己信念感到犹豫，但不要指望他们指出这些政策和制度的负面影响。

　　对政府官员来说，执行某项具体政策可能是理性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政策却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采矿设备的极度短缺，但生产该设备的工厂管理人员却把产出的设备存入仓库，而不是运送到急需这些设备的矿场。

　　原因是官方命令要求这些设备必须涂上红色耐油性涂料，但工厂只有绿色耐油性涂料，没有红色耐油性涂料。

　　当他把这样的一种情况解释给一名高级官员，并请求批准使用绿色耐油性涂料时，这名官员回答：“你要知道，我也不想坐八年牢。”

　　经过很久的拖延，政府部门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采矿设备也终于运到了矿场。

　　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愚蠢，他们在面对工作制度设定的激励和约束时，做出了相当理性的反应。

　　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人们只能在可行的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只不过不同的经济体制提供的备选方案是不同的。

　　即使在民主政府中，那些在私营部门取得过骄人成绩的杰出人士，担任政府高官后，也很难再复制以往的成功。

　　这种情况再次说明，不同制度间的激励和约束是不同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说：

　　“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转而谋求国家政府中的高级行政职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想应该是大多数——在新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相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

　　他们被深谙世故、头脑顽固的下属包围，还要应付不顾他们需求的立法机关，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