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是包含一系列数学运算并将其转换为计算机代码的完整指令，系网络技术的具体呈现之一。算法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产生了数字社会建设运行中的支配性权力，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数字时代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

  当今，数字平台依托其技术能力和对数据的占有，在社会基础设施的权力发生机制下，已获得了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力。在算法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互构中，数字平台正以数字权力的方式支配和控制着社会实践。基于算法对海量数据的整合和支配，数字权力嵌入社会运行诸领域，对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种认知，可从三个维度诠释数字权力的运行逻辑。在经济层面，数字平台依托“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数据优势，向平台内不同主体提供差异化产品与服务，衔接、整合、重塑各类主体间的资源和关系，从而创造价值，实现资金流、物资流等融通，使各类主体利益最大化。在技术层面，数字平台依托其技术优势，充分的发挥算法的精准分发、特征挖掘等作用，以个人终端（如手机等）为中心点与整个数字社会进行信息互动，从而重塑信息流并实现数字化控制。在法律层面，一方面，数字平台作为行使数字权力的主体，与政府监管权之间有着合作与博弈的关系（如反垄断等）。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依托其对要素资源的控制力，实际上拥有制定规则、监督管理等权力。此时，算法背后的数字权力突破了“权力即公权力”的传统认识，是具有监管性质的私主体权力。

  经济层面的运行逻辑，使数字权力主体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便利条件；技术层面的运行逻辑，使其具有对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数字化控制能力；法律层面的运行逻辑，使其具有对平台内各方主体事实上的“规制权”。因此，数字权力的膨胀往往难以遏制，有必要依法对其进行规制。从现有制度和实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规制模式。

  第一种是针对数字平台构建的要素治理模式。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尽管算法治理的触角已向技术研发者等延伸，但其规制对象仍然主要是数字平台，并围绕“数据、算法、场景”等要素展开。规制这三项要素的逻辑在于，数据是基础，算法是数据的整合（输入与输出），场景是数据与算法的具体应用。

  首先是数据保护。当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均有数据保护条款，构建起了数据安全保障与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双重框架。其次是算法规制。以《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为支撑，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国信办为规制主体，以“算法安全”“算法公平”“算法向善”为价值导向的规制体系。最后是场景应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系统区别划分了数字权力规制的各类场景，如网络销售、生活服务、社交娱乐、信息资讯、金融服务等，重点在于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数字平台作为治理枢纽的主体责任，要求其既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又要履行好对服务使用者的管理义务。

  第二种是按权力运行轨迹构建的全过程治理模式。以2021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为标志，我国对于数字权力的监管逐渐从20世纪90年代的物理层、21世纪初的内容层，延展至代码层，并初步形成了全过程治理模式。

  其一是事前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对数字权力治理关口前移，并将规制对象指向数据与算法。在算法推荐、短视频、网络直播、社交网络等领域中，运用算法备案、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等方式，坚持技术治网、精准施策。其二是事中监管。一方面，要求数字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努力实现“预防式治理”，确保算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监管主体，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运用指导、约谈等方式为数字权力运行提供较为合理预期。其三是事后处罚。主要遵循“主体—行为—责任”的思路，利用行政权力对数字权力滥用或“逃逸”追责。在内容上，大多数表现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应的人机交互关系等方面；在责任上，大多数表现为责令整改、处置账号、移动应用程序下架、暂停功能或更新、关闭网站、罚款等责任形式。

  习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依法规制算法背后的数字权力，是当今数字社会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新挑战，要求我们总结既有的制度成果和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数字权力的运行机理，立足于数字法治建设的实践探索，逐渐完备我国依法规制数字权力的治理体系。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