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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9月12日，红1方面军攻占长沙未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与王震再见面了，只不过一开始，主席没能认出他来。

  主席从青鬃马上一跃而下，走过去就亲切招呼着，还称赞他的传单、布告写得好。

  没想到，他挠挠头，说自己就是个粗人，哪里写得好那些东西，都是队伍里的秀才们写的。

  王震与毛主席认识的早，而后来，主席与他有着密切的交流，还称呼他为“大胡子”，可见关系密切。

  那么，听见王震说这些布告不是他自己写的之后，毛主席是什么反应，又会如何评价他的做法呢？

  得知主席前来，红三军团的政委滕代远急忙迎接，并热情地向主席介绍了王震和徐洪介。

  而在见面之前，主席就已经看到红三团的宣传了，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尤其是传单和布告，非常能调动群众的情绪。

  布告单上的署名是王震，自然而然，毛主席也就记住了这一个名字，虽然没见过本人，但他一直欣赏着这位搞宣传的战士。

  今天一见，他更是开口亲切地说：“久闻你大名，用你的名字发了不少传单和布告！”

  王震刚出门迎接，远远看一眼认出了有过一面之缘的毛主席，走到主席跟前，他大声说：“报告主席，我原本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这一个名字。

  “我们游击队的同志建议，说用‘王震’这个名字好，镇得住那些地主、民团，我便改了这个名字。

  “其实，我就是个粗人，肚里没什么墨水。您看到的那些，都是队里的秀才们写的！”

  但始终是读书人，没有像王震那样真切地体悟过生活，感受劳动，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软绵绵的，没有气势。

  而这些东西，都要经过他的审阅和批改，而他每次修改时，都会大刀阔斧地进行删改，将文章意思凸显出来，态度也更加强硬。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秀才们写的东西，也要征求粗人的意见，粗人改的传单更有刀砍斧劈的气势！

  主席这么说不无道理，传单、布告一类的宣传文件，最重要的是如何将信息有效传达给群众，借此调动群众情绪，进而吸引他们加入组织。

  而王震是工人阶级出身，吃过不少苦，群众的诉求，他很清楚，所以让他来该这里干宣传工作是合适的。

  那么，前面他说到的“一面之缘”，又是怎么回事？那时，他和毛主席初遇时，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1922年的时候，王震那时还叫“王余开”或者说“王正林”，他才13岁，只身离开家乡，前往长沙谋生。

  在工作之外，他还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尤其是在“二七”惨案之后，他毅然投身进了革命之中，那时做的就是宣传工作。

  他抱着一叠传单，在街头分发做宣传，不久后，当地的车站中，工人纠察队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他也当上了队伍的小队长。

  1925年8月，他接到了一个任务，组织需要他带着三名队员，用手摇车的方式，在铁路上护送一位先生，到长沙的韭菜园。

  组织说，这位先生名叫毛润之，他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这就是那位组织革命的先生。

  他在组织内听过毛主席的名字，但一直没机会见到这位领袖，今天终于有了机会，这让王震的内心很激动。

  除了明白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主席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跟他们讲了那时的局势以及革命理念。

  只不过，这一次见面后，大革命失败，他所在的工人组织全军覆没，他死里逃生，途中还结识了不少党内知识分子。

  1931年11月7日到20日，这十几天里，第一次全苏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

  湘赣苏区派出的代表是王震、袁德胜参加会议。大会召开没多久，主席就向他发出了邀请，想了解一下湘赣当地的情况。

  他走进主席那两间小屋里，再度见到了主席，他们坐下来便开门见山，聊起了苏区红军发展，政权建设。

  还有当地的土地分配、军民关系等等，主席问得很仔细，而王震平时工作认真，对这样一些问题相当了解，对答如流。

  也是从这次谈话中，他体会到主席对党内细枝末节的事情很了解，并且主席很有耐心，给他们这些干部讲方法，传达思想。

  主席听完他的困惑后，跟他讲，说他们打的这几十次仗，并不轻松，消耗战的占比较大。

  如果不打消耗战，胜率肯定会更大，然而就那时的情况去看，有些消耗战不得不打，敌人逼往绝境里逼，红军不可能坐以待毙。

  只不过，这些“非打不可的仗”，并不是没有很好的方法化解，都说是敌军逼的了，那己方也可创造条件，回避打消耗战。

  针对这个情况，主席给他说了16个字，“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这16个字，简单来说，就是时刻观察敌人动向，做出合适的选择。这一策略从被动转为主动，不让敌人掌握战局的主导权。

  他说，湘赣根据地的位置非常优越，背靠井冈山，向方又有北方，能获得不少支援。

  主席鼓励说，湘赣革命根据地是有前途的，他希望王震能好好做下，他很看好未来的发展。

  王震听后，内心十分激动，有了主席的鼓励和指引，他在工作上有了动力和方向。

  在干部面前，毛主席时常保持着一种温和而严谨的态度，很少流露出个人的情绪。

  在会上，那时的人，将主席和朱德在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污蔑称这是“非无产阶级”的观点。

  毛主席对此据理力争，然而少数总是会被多数欺压，很快，组织撤下了主席在党军政内的重要职务。

  党内路线出错，这是他之前就预料到的事，而在与王震谈话的过程中，他也对其身边的好同志报以担忧。

  后来他才知道毛主席遭遇了极不公平的对待，但主席严格坚守党的记录，没有透露一点不满和怨言。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苏大会，在瑞金沙河坝召开，王震作为湘赣苏区的书记，与团长谭余保率团参会。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排挤，毛主席赋闲在家，苦闷不已，但他心中仍关心着党内的大小事务，一刻都不曾放松过。

  王震那边前几天开会相安无事，而在快闭幕的倒数第二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说会议结束后，中央要听湘赣苏区的军事汇报。

  虽然毛主席的处境很不好，军中不少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始终坚信主席的理论是正确的。

  在汇报中，他提到了面对过于强大的敌人时，他提到了毛主席的16字方针，表示应当贯彻这一方针。

  另外，他还将打游击战、分散兵力的战术，同那时部队里集中兵力，一次次消灭敌人，试图改变敌我力量的战术相对比。

  毛主席说：“作战时，尤其是遇上北方军队，如果看见他们做工事，就不要硬打，他们善于防守，打了也是消耗。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守住一块地盘，给17师返回湘赣苏区时，留个落脚的地。

  “还有啊，我听说有人批评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那本书青少年时期看过，已多年未看了，但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我说的这番话，你回去可要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不相关的同志，也就不要讲咯！”

  主席笑了笑，说：“当然还是要转达，我的意见是个人意见，他们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随后，主席又问到湘赣苏区上的其他情况，还亲切问候了任弼时同志的身体状况。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席仍坚持党的纪律，为革命事业尽心竭力，还用通俗的语言去点拨干部们，这就是伟人宽大的心胸。

  谈话至末尾，王震得知湘赣苏区陷入危机，准备返程，毛主席紧握住他的手，说：“预祝你们在反‘围剿’中取得新的胜利。”

  那时，主席的病还没完全好，他看着有些憔悴的主席，十分珍重地说：“还望主席保重身体！”

  随后，他便转身投入到了反“围剿”的斗争中去了。只不过等他回到当地时，“堡垒对堡垒”的主张已经实施。

  一开始，王震他们还占上风，越打到后面越疲乏，对面还构建起了工事，准备下一步进攻。

  他心疼牺牲的战士们，认为“堡垒对堡垒”一策不行，立马找到说：“刘总参谋长，我看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仍旧是用‘十六字诀’吧！”

  而在了解了“打埋伏”的方法后，他感叹：“还是主席有经验！你们回去后，就按毛主席的方法打，可绝对不可以再做牛了！”

  1934年4月5日，沙市伏击战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歼灭了湘军王牌部队第43旅。为反“围剿”提供了助力。

  而这也多亏王震和萧克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指示，在艰难的情况下，带着红6军团突出重围。

  在这之后，毛主席与王震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坚持贯彻主席的思想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