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身粉红不足100克的脆弱小生命，到重达百公斤深受世界人们喜爱的黑白精灵。从1990年的104只，再到如今的728只。每一只大熊猫健康茁壮成长、大熊猫种群可持续发展、圈养大熊猫平均亲缘关系值逐步降低、遗传多样性一直上升的背后，是一代代“熊猫人”的“理想照进现实”。

　　1月25日，据国家林草局发布数据，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圈养种群逐步扩大，2023年全年繁育成活46只，全球圈养大熊猫数量达728只。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有大熊猫分布的四川、陕西、甘肃建立了首批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开启了我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的征程。为摸清野外大熊猫“家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启动了大约每10年一次的全国大熊猫野外调查，了解了大熊猫种群数量、栖息面积、生活情况等信息。

　　为什么大熊猫幼崽那么小？为什么有很多早产儿？如何让大熊猫顺利产崽并成功存活？在长期开展大熊猫繁育研究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大熊猫配种后存在胚胎延迟着床的现象，它会选择适宜的时机启动胚胎发育，并在很短的时间让宝宝出生，平均仅约17天。这项研究也首次从影像学上直观地证实了大熊猫初生幼崽出奇弱小的原因，是大熊猫繁育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加强大熊猫遗传学研究与管理，实施科学优化配对繁殖，将推动圈养种群扩大与完善种群结构、提高遗传质量有机结合，有效维护了圈养种群的逐步扩大和遗传结构的日益优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二级巡视员张月介绍，在本世纪初，我国研究人员突破了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存活难等三大难题，大熊猫圈养种群逐步扩大。

　　此外，大熊猫圈养种群的平均亲缘关系值也逐步降低，遗传多样性一直上升。经科学评估，现有大熊猫圈养种群保持90%遗传多样性的时间可达200年，成为健康、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种群。

　　程建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13年来，饲养管理的各个岗位，他都做过，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他都饲养过，近几年来，他几乎扎根神树坪基地繁育园，全身心投入到大熊猫的繁殖工作。

　　在每年春节前后，参与繁殖工作的大熊猫们就陆续住进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等待着一场春天的恋爱。程建斌和同事们主要是作为大熊猫的“月老”，为适龄大熊猫们牵起“红线”，为发情的雌性大熊猫找到“如意郎君”。“要观察和监测它们的行为变化和激素变化，并依据这一些变化，适时调整饲养管理方案，然后在最佳的时间，安排两只大熊猫见面，在尊重大熊猫自然发情规律的前提下，让它们进行自然交配。”程建斌已经见证一对对大熊猫们“喜结良缘”并帮助它们顺利生产。

　　而在待产期和产后护理阶段，饲养员还要随时观察母兽情况，及时做出饲养调整，保证母兽能顺利生产和产后恢复，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月嫂”。大熊猫不太会说话，无法用语言来沟通和表达，这就需要饲养员必须对大熊猫要有科学的认识，通过它们的行为、声音、活动量等各方面的数据，并根据饲养经验评估大熊猫不同阶段的需求。“看到圈养大熊猫的种群逐渐壮大，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与自豪，说明我们的付出有了成果，希望这群黑白生灵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每年3月至5月，是大熊猫的“发情期”，也是提升大熊猫繁殖率、破解阻碍圈养大熊猫种群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瓶颈的关键时期。每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也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最忙碌的时候。

　　“大熊猫属于单次季节性发情动物，一年只有一次繁殖机会，同时它的择偶性非常强。”研究人员一方面要帮助大熊猫顺利怀上宝宝，并且要针对大熊猫繁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有明确的目的性的科学研究。王东辉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名“熊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生殖与繁育生物学。

　　经过近2年努力，王东辉和团队科研人员在熊猫基地副主任侯蓉的带领下，研发出了新型冷冻技术，发掘出更适合大熊猫冷冻保存的稀释液。“为了保持圈养大熊猫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需要依靠人工授精技术辅助繁殖，冻精质量是人工授精妊娠成功的重要的条件。”在改良大熊猫冷冻技术的研究中，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怎么样去使用珍贵稀少的样本资源达到预期研究目标。经过阅读海量文献，缜密制定实验方案，他们最终找到了程序更简化、活力更高的解决方案。这一技术的正式投用，使大熊猫冻精质量提升了约10%。

　　随着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快速优质增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实现野外放归并成功融入野生种群。作为具有野生大熊猫和圈养大熊猫资源的特大城市，近年来，成都持续大力推进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对大熊猫等珍稀濒危动物的就地和迁地保护，以及遗传资源保存作出了积极贡献。如今，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应用到大熊猫保护上，还推广应用到华南虎、小熊猫、丹顶鹤、绿尾虹雉、赤斑羚等其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