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扶贫志》是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着笔，以列传的形式讲述大湘西扶贫人充满传奇的脱贫攻坚故事。对各级政府下派的扶贫工作者及当地扶贫责任人、乡村能人、扶贫志愿者扶贫事迹进行深度挖掘，作家卢一萍以深刻的用情和细腻笔触，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通过朴素的语言和典型性实例，精准地呈现了扶贫题材的外在美和深刻内涵。同时，在人物传记体结构上又有社会学调查、人类学观察视角、文献学考据、资料佐证多种方法。书中有大量如何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案例，其实用性很明显，达到了脱贫教科书、扶贫人手册、产业致富模板、乡村振兴参考资料的效果。真人真事现身说法，亲切可信，传递了脱贫攻坚的精神能量。

  长篇非虚构作品《扶贫志》采用史志的写法，有报告文学的外表、列传体的骨架、传奇的精神内核。讲述大湘西（湖南西部多个市州）扶贫人的故事。作家卢一萍从“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出发，锵锵而行，行程万里，沉浸式体验，获得丰富的一手材料。大半年时间完成书稿，这位中年壮汉作家感觉“虽然很累但很开心”。不同于常规报告文学的写法，《扶贫志》是叙述人视角叙事+当事人口述+资料，扶贫大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

  群山之巅有一棵千年梨树，它兀自开花又寂然结果，酸涩的果实叭叭地掉在地上，摔得汁液四溅——却无人在意。狗吠、鸡鸣，秋风从高处掠过，又从低处溜走。冬去春来，如此景象千年不变。这是一种历史性隐喻，《扶贫志》作者笔下的湘西十八洞村这棵梨树的意象成为一种精神性象征。某年某月某日，这个风景绮丽、青瓦褐墙、被称作梨子寨的千年老寨，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重大历史转折。老梨树突然精神焕发，“自那以后，梨子寨那棵梨树逐渐显露了枯木逢春之相。初冬，它抖落了一身风霜浸染的老叶，酣然入梦；春风徐来之时，它又舒展一身枝条，舞动一蓬灼灼大花，招呼着梨子寨人，不要辜负这生机盎然的武陵之春。” 读此前言，可能会让读者产生一种恍惚，以为是在读一本诗意铺排的情感小说，那画面甚至有修仙、玄幻的意味。老梨树的意象，柔化了非虚构扶贫题材的“坚硬”。《扶贫志》这个开头与正文朴素诚实的风格整体上自然天成，水到渠成。卢一萍对这个文本的写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开头的文字不全是为了好看，而是这个村寨的历史沿革的艺术化表达，从这个景象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个村寨的生态状况和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她的贫困程度和扶贫效果在正文的几大版块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自那以后”在这个文本语境里有特殊含义，它隐含着一个重大历史节点。这个深刻的隐喻，在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象中，如古代文人笔记小说，常有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一件灵异之事，有人嚯然成仙，有人瞬间实现财富自由。而在这里，自那以后，老梨树便开出灼灼大花，这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就是2013年11月3日，习在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作为一个新起点，这不仅是一个覆盖全国数千万人贫困人口脱贫的方针政策，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性象征。目标的实现总是历尽艰险，成功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的一个过程艰难而复杂。《扶贫志》目标锁定大湘西，书写对象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以及这些普通人充满传奇的脱贫攻坚故事。卢一萍是一位成名较早的70后作家，出版过长篇小说《激情王国》、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随笔集《世界屋脊之书》，第一次写扶贫题，开始他还是有些犹豫，担心自己作为异乡人完不成这个任务。扶贫题材极其难把据，尤其对一位成熟的作家来说是一种写作艺术上的挑战。

  的确，很多作家不敢碰这个题材。为什么一定要在写作主题上纠缠？为何需要把民间立场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大势进行对立？这个主题自带的文明高度和道德高度还不够吗？作家即使跨越了写作技术的枷锁、类型化的屏障，而在写作理念上没有突破，仍然很难获得提升。卢一萍是老写手了，他说：“军人的血性让我最终决定挑战这个‘急难险重’任务”。 这一次，他想表现出扶贫题材外在美和内涵深刻的统一。从思想上他的逻辑是贯通的，按照黑格尔对美的本质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扶贫的理念是什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全面解放。重体力劳动、贫穷、饥饿、寒冷、与现代文明脱节等，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一种异化劳动、异化生活。马克思认为作家就应该“记述真实的生活的悲欢离合”。作家有责任揭示异化本身，如巴尔扎克、卡夫卡、鲁迅等，同样也有责任揭示解除异化的过程，如高尔基、丁玲、柳青、周立波，因为这个写作理念的本质——人类生产力的解放和对诗意的栖居追求，同样值得揭示。

  扶贫题材写作需要大历史观、大情怀、大格局、大悲悯。这是精神骨架，没这个骨架，再好的故事立不起来。《扶贫志》前言用了老梨树意象的诗意表达，正文超越了“文学化”这个羁绊的，在人物传记体结构上采用了文献学的考据、社会学调查、人类学观察视角、必要时就是资料罗列，而细节上却是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极致的细腻，加上深刻的用情和热情的文字。扶贫看上去是一个观念先行的题材，似乎也不需要作家重新构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但是作家如何挖材料，怎么样处理人物关系，如何通过事件评价其历史意义，这是对作家历史观和认识水平的考验。文本本身是呈现给读者的一棵枝繁叶茂的脱贫故事，文本背后作者的用心则是深植于当代社会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卢一萍写在后记里的一番话看似散淡，却道出了其中真意：

  为反映湘西精准扶贫全貌，我的采访是以“大湘西”为范围的，除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还包括常德、张家界、怀化三市的部分地区。借助湖南文艺出版社“作战式的保障”方式，40多天的采访时间里，可完全用“马不停蹄、夜以继日作来形容，我先后深入30多个村寨，采访了90多人，行程1，53万公里，从5700多分钟采访录音和200余万字的笔记等素材中，以人为志，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事。

  他在书的结尾罗列了一长串需要感谢的人，县委书记、扶贫队长、机关干部、小学老师、公司经理、田间地头的农民……扶贫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件。卢一萍从花垣县十八洞村起步，游走在老乡的屋檐下、院坝、农田、工厂车间，把收集来的眼泪、汗水、喜悦、幸福，打包分类。他自称是一个“颇为合格的农民”，但已经离开他的四川老家30年。他不满意总是从母那时听来的“二手故乡”，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机会，真正深入农村，了解当下乡村的真实样貌。这次命题作文，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显然，以人物为“志”这个结构是经过充分艺术思考的，书中所涉及人物大致分以下几个类型：

  1. 各级政府下派的扶贫工作者及当地扶贫责任人。（1）花垣县委书记罗明，提供了以县域为规划的脱贫经验。（2）花垣县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十八洞村的脱贫经验。（3）省监管局凤凰县樟坡村扶贫工作队邱孝、方正证券吉首分公司曾李、龙际文，扶贫产业：樟坡村辣椒、旅游、民宿。（4）湘投集团永顺科皮村扶贫工作队刘斌、郑朋、张心泉、陈鹏，扶贫成果：朵枯公路、乡村旅游、大数据农业。（5）省军区桑植县红军村扶贫工作队杨凯，扶贫产业：蔬菜水果产业园、光伏发电站、金竹园野生粽叶园基地。（6）国家知识产权局桑植县二户田村、仓关峪村扶贫工作队时鹏，申请了“桑植白茶”“桑植粽叶”地理标志等。

  2. 野蛮生长的乡村能人。（1）为了留守儿童学拍电视剧的的苗家大嫂田金珍，《千里寻母》导演，扶贫产业：苗绣加工厂。（2）自我逆袭的脱贫者永顺洛塔的吴添春，股骨头坏死的残疾人转变为制作秋梨膏的电商。（3）龙山县商界天才谭艳林，白手起家的集团董事长，扶贫产业：办了一个专收贫困户的民族特色饰品厂，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4）从贫困户到致富能人的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龙先兰，养蜂能手。

  3. 致富返乡的乡村能人及“霸蛮”的村干部。（1）发家致富回古丈牛角山村（原毛坪村）扶贫的龙献文，扶贫产业：牛角山茶叶合作社。（2）保靖县大岩村有经济头脑的农民龙献英（龙献文的妹妹），发家致富后锲而不舍地带动村民种黄金茶。（3）辞去公职返回丈夫老家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村当村支书的田昌英，一个把水电路都不通的地方变富裕乡的狠人，扶贫产业：灯泡厂、菌种厂。（4）回到花垣县麻拉村当支书成功人士麻兴刚，以及麻兴刚的儿子麻绍成，扶贫产业：“大地艺术茶园”。（5）回到卢溪县马王溪村办厂的成功人士石泽林，扶贫产业：陶瓷厂。（6）麻阳县楠木桥村村支书谭绍鲜，扶贫产业：麻阳冰糖橙，大学生村干部产业园。（7）麻阳县楠木桥村村主任谭泽勇，怀化十大杰出青年，扶贫产业：七村联创扶贫产业园。

  4. 来自四面八方的扶贫志愿者。（1）石门县薛家村扶贫志愿者河北人王新法，扶贫业绩：红色旅游，烈士陵园。（2）退休军官程佐胜，桑植谷家坪创业：鹌鹑蛋加工基地。（3）退休乡贤张顺心，到凤凰竹山创业的旅游产业：凤凰旅投。（4）永顺县的富二代大学生扶贫者王少甫，扶贫产业：永顺县莓茶产业。

  类别 各级政府下派的扶贫工作者及扶贫地责任人 野蛮生长的乡村能人 致富返乡的乡村能人及“霸蛮”的村干部 扶贫志愿者

  扶贫者 罗明、龙秀林、邱孝、曾李、龙际文、刘斌、郑朋、张心泉、陈鹏、杨凯、时鹏等 田金珍、吴添春、谭艳林、龙先兰、施金六等 龙献文、龙献英、田昌英、麻兴刚、麻绍成、石泽林、谭绍鲜、谭泽勇等 王新法、程佐胜、张顺心、王少甫等

  扶贫地 花垣县十八洞村、凤凰县樟坡村、永顺科皮村、桑植二户田村、桑植仓关峪村等 花垣县夜郎坪村、永顺洛塔乡、龙山县、花垣县十八洞村 古丈牛角山村、保靖县大岩村、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村、花垣县麻拉村、花垣县梳子山村、卢溪马王溪村、麻阳县楠木桥村等 石门县薛家村、桑植谷家坪村、凤凰竹山村、永顺县等

  扶贫产业 十八洞脱贫模式、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乡村旅游、大数据农业、光伏发电、创意知识产权地理标志等 电视剧、苗绣加工厂、土特产制作及、电商经营、民族特色饰品厂、养蜂作坊等 基础设施、茶叶合作社、黄金茶厂、灯泡厂、菌种厂、种植园、陶瓷厂、麻阳冰糖橙、多村联创扶贫产业园等 基础设施、红色旅游，烈士陵园、食品加工厂、旅游公司、莓茶产业等

  像《红楼梦》十二金钗一样，每一个人物都有判词，在小标题里大概能“猜出”人物的身份和命运，如探索者、先遣队、大地基石、仰望星空的人等大标题。落实到每个人物又有不同，如永不死的老兵——王新法，一张嘴干部——龙秀林，百万资产“贫困户”——田金珍，北京来的——时鹏，“莓茶王子”——王少甫，老光棍——施金六，人人嫌的老酒鬼——龙先兰，折翅的天使——吴添春。前半截出现在小标题里，后半截在正文仔细交待。判词里包含了人物的身份、状态、精神面貌、最初的偏见、肯定、赞扬。判词和画像是史传体常用手法。有的是第一印象，有的是最后的结论。这种画像式的判词有一种画面感，容易让人想起陈洪绶的《水浒叶子》 。由于都在大湘西，其中很多人物有关联性，扶贫人传授经验、互相帮助、先进带后进。扶贫事业在大湘西全面展开，书中人物是千百万扶贫人的缩影。

  在西方学术传统影响中国之前，列传体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方法。钱穆先生认为以人为主体的结构要优于以事为主体的结构：“中国史以列传体为主，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最难读。一翻开，只见一个一个人，不易看见一件一件事。如读《史记》，汉代开国，只见汉高祖、项王、张良、韩信、萧何许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书》是古代的纪事本末体，此下要到宋代袁枢才有《通鉴纪事本末》，只便初学，进一步再读编年史如《通鉴》，更进一步始读正史列传。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 最早的地方志是《越绝书》《吴越春秋》，两本书各有侧重，《越绝书》重事物发展线，包括历史沿革、风物掌故、人文传统、地理都邑等内容。《吴越春秋》则只写人物，记述春秋战国吴越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受《史记》《左传》的影响较深，文学性很强，被后人视为小说。现在的方志是由人与事互相渗透的一种特定体裁。《扶贫志》虽以“志”之名实则突出人物之“传”，以人的叙事推动事物演变。因此，《扶贫志》虽是文学，但其史料文献价值同样值得重视，它至少达到了以下效果：

  1. 脱贫教科书。从精神层次来说，扶贫工作队和奋斗者的成功经验对读者有激励作用，从方法论层面来说，书中所列典型事例能让相似情况的村寨对号入座，参考其做法，可事半功倍。如花垣县矿业大县，算一笔经济账，再算一笔环境账就说明问题了。这里头有富县与穷县对照，发展前期与发展后期对照，旅游产业与制造业对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照。书中脱贫经验仍旧能应用到乡村振兴的战略中。

  2. 扶贫人手册。文中涉及到数十位经典人物，他们的处事态度，工作方法，与人沟通方式都有样本意义。他们较为开阔的眼界、视野、胸襟有榜样作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态度、生活追求有可模仿性。十八洞是“精准扶贫”首倡之地，因此也担负着“首倡之责”。2014年湖南省针对几家正在起步的涉农企业，总结出“四跟四走”经验。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防止资金流向不准，扶贫效益不高。“四跟四走”经验是在花垣探索出来的，对另外的地方也有参考价值。

  3. 产业致富模板。可以拿来作为致富范本，书中总结了许多可行的经验。如龙秀林总结十八洞的成功经验，归纳成“六个一”：一张好名片、一方好山水、一则好故事、一好歌曲，一支好团队，一个好理念。还有“三大建设”“九不评”等。每一项目扩展开来都有可操作性。能够说是扶贫的金科玉律。

  4. 乡村振兴前奏。在乡村治理问题方面有一些是教科书式的总结，如“乡贤”张顺心在凤凰做扶贫产业时总结出的问题：“第一，农村空心化问题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第二，村级权力尤其是村支书、村主任缺乏有效监督，‘蝇贪’突出；第三，村级权力灰色化甚至黑恶化侵蚀农村基层政权；第四，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和手段，信访不信法；第五，农村精神财富流失、异化，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抬头；第六，产业走形式，只问耕耘，不问结果，工作队驻村，产业兴旺，工作队一走，立马荒废。” 书中将最新情况，如疫情对扶贫的影响，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最新政策都考虑进去了。作者觉得乡村振兴，理应是扶贫攻坚的升级版。下笔时就思考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二者深刻的连续性和如何衔接的问题。

  5. 扶贫人与贫困户关系手册。书中人物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为啥不服气，农民并不是胡搅蛮缠。每一位扶贫人一开始都不顺利，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讲政策，摆道理。勇敢地翻过去的旧账，正视问题，创新工作办法，从精准识贫就走正规程序。扶贫人与贫困户最后成为好朋友。从字里行间能够找到路线. 真人真事现身说法。集体智慧、不同的成功例子，总有一款适合你。语言朴素、真实可信，尽管有资料式罗列，却是文中不可或缺的情节。人物通过自述现身说法，像邻里之间聊天、谈心，很高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金美丽”（黄心猕猴桃）的成功经验，田昌英的致富法宝，科皮村四硕士的数字农业等。《扶贫志》里有无数的这种琢磨起来有意思的小故事，都是真实故事。地址很详细，只差留手机号和微信号。

  《扶贫志》有一些叙事手法的创新。扶贫是一个严肃主题，有很多艺术上的禁区，由于主题严肃，不能娱乐化，它只能是一个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文本，通过细小事物反映时代大事件，一定要遵循真实性原则。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出发，花垣县委书记罗明的叙述开始，叙事中有意隐去了作者/采访者，叙述者对着所有人说话，而不是对采访者一个人说，受话人是虚拟的，所有人，或者没有人。这样安排结构有一个优点是有一种诉说的冲动。他（她）不是问一句答一句，被话题牵着鼻子走，而是打开话题，把一件事说透。每个人的述说都是一张藏宝图，走进说话人的思维，如同走进一片风光旖旎的山水丘陵，那里有脱贫致富秘笈，有人生智慧。作者让这样的述说尽可能展开。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权威性和真实性，资料、数据和法规都直接引用。文献也做了功课，作者将晏旭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作为传统资源进行“扶贫须扶志”的参照。

  在处理历史文献方面也超越了报告文学的窠臼。没有拘泥于对几百年，旧社会的回顾。为了前后对比的巨大反差，许多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少则从前四十年前说起，多则从清末民国说起。《扶贫志》避免了这个套路，而是将与扶贫有关联的政策性问题进行打捞。如“早在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到湘西视察，在一个座谈会上，他就对湘西州的干部们说过：湘西别的方面不要搞，当前尽快搞好退耕还林，以后你们就吃旅游这碗饭！”（第33页）以此佐证花垣县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矿产资源型发展模式向环境友好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模式转型，说明这种转型是有历史渊源的。

  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历史充满了断层。在历史必然中肯定存在着非连续性和偶然性。单从人物的叙述能够准确的看出，有时候一个善念变成一项事业，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偶然性背后有着很强的必然性。知行合一，这是中国乡村经验，也是大多数知分子的信条，有意义的事最后都落实在行动中。在西方人文科学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落脚点是个人财富主义。因此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认为“利己主义”是“唯一者”的所有动机、行为和目的，他把“人道自由主义”设定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施蒂纳的观点，认为仅从经验现实出发去界定人的本质是不够的，施蒂纳的理论，目的是为利己主义者立法。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有着他们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华文化传统讲求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扶贫志》中的平民英雄意识是新时代农民个性张扬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英雄主义。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也是有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的。

  田金珍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标识性很强人物，她的行为和逻辑极其独特，她像一位起于陋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狠人”，她认准一个伟大的目标，对所要面对困难从不评估，只要结果是有意义的。过程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她凭着不妥协、不敷衍、不将就的狠劲，最后居然成功了。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妇女，要拍电视剧，当导演。她拍电视剧不是为了拿奖（她压根就不知道拍电视还有“奖”），她看不得孩子受苦，只想记录留守儿童的辛酸，把这一些孩子的故事告诉更多内心柔软的人，让大家一起同情他们，替他们想办法。只要让这些“有父母的孤儿”回到父母身边她的目的就达到了。她的这个想法和心中不断升腾起来的大悲悯，两种东西搅和在一起，使她变成了一个疯狂生物，没有人能把这个生物摁住。过程有些荒诞，她搭起了一个叫做“农民剧组”草台班子，身兼制片人、导演、剧务、发行。卖猪筹款，丈夫忍受不了这个败家的疯子老婆，一度闹翻脸。录制、剪辑、合成，这么一个有科技含量的艺术产品，奇迹般的完成了，在村里播出后反响很大，“影碟放到一半，坐在前排的麻中华将头埋在膝盖上，双肩抖动，哭了。” 首映式后，看片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千里寻母记》出现了盗版。田金珍的事迹火出圈了，她的朴素的话语却包含了很高的生活智慧，她认为留守儿童长大成人后，基本生活都没问题，但由于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以至于成家之后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这才是大问题。田金珍的“疯狂”行为并未就此止步，她为了夜郞坪村不再有留守儿童，她种桑养蚕，做苗绣，同样在毫无风险评估的情况都成功地做成大产业。一个善念变成了一项事业。夜郎坪村有一种叫“九月糯”的稻谷，田金珍怕它绝种，她做了一件长远的规划，“把它保留下来了。她虽然是个农民，但她有这个意识。”能够准确的看出作者卢一萍对田金珍赞扬的口气。下一步乡村振兴她也做好了规划，以江苏、浙江发达地区为标杆，她要把夜郎坪村纳入花垣县的五大旅游版块。

  总有一些自发为乡村谋幸福的能人，孔子曰：“十户之邑，必有忠信。”（《论语·公治长》）2500多年了仍旧能套用，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密码。古丈毛坪村的龙献文、保靖大岩村的龙献英，他们是两兄妹。龙献文本来是一位拥有三个公司的企业老板，却做出一件让人觉得“脑子进水了”的决定，回乡当村支书。他的牛角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虽然历尽艰辛，“2010年春节前夕，31户村民全部搬进新房。”产业还在扩大，龙献文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信心在增长。嫁到保靖的妹妹龙献英也带领大岩村的乡亲种茶致富。刚开始种茶也不顺利，大家认为茶当不得饭吃，好好的茶树被公婆薅死了，种了红薯和辣椒。

  麻阳县楠木桥村与竹子坳、黄茶村合并后成了深度贫困村，涉及到异地搬迁和危房改造，老百姓一开始思想不通，村支书谭绍鲜为此受了委屈也下了苦功。

  我们天天去给他们做工作，好说歹说，让他们把房子扒了重建，去得多了，他们却说：你们天天来我家，劝我扒房子造屋，我就知道我建一个房，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赚几万块钱，如果没好处，你天天来跟我说那么多好话干什么？

  村支书知道老百姓并不说要存心污蔑扶贫干部，他们有的是对建房面积的政策不满，政策规定死了，每人多少面积。竹子坳村和黄茶村的人还不信任他们，过去被心术不正的村干部坑害过。谭绍鲜找到原因，耐心做通他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创新性的发展出“九村联创扶贫产业园”，产业园规模化，集约化，开创了抱团攻坚的新模式。

  《扶贫志》是一本为平民英雄树碑立传的书，那些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化茧成蝶，成为英雄的。这本“英雄人物谱”中，田昌英的死磕精神特别显眼。芷江五郎溪村

  五郎溪村一直是一个大村。山高地偏，田少地薄，到处都是破房烂舍。村里没有电，不通公路，生活用水都在一个露天井塘里。井塘水从没检验测试过，周边脏乱，很不卫生。令她印象特别深的是，村里残疾人多。这里原来没有路，离麻阳和芷江的县城都远，很多疾病没有正真获得及时诊治，本是小病，酿成重疾，导致脑膜炎、脚瘸、眼瞎、聋哑、半身不遂……当时五郎村办残疾证的就有80多人，很多者是一级、二级残疾。她就问老公，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残疾人？是不是近亲结婚的原因？他说不是，主要是因为穷。

  田昌英一开始的目标很简单，希望五郎溪照上电灯，通公路，喝上干净水。基础设施建好后建市场，村民夸他们的田书记能干，像愚公移山一样搬走了穷根，像穆桂英挂帅一样带领他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脱贫战。把一个“鬼地方”变成了好地方。很穷的时候就严禁乱砍滥伐，习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她最有心得，很顺利地把这个穷村过渡到乡村旅游。她很自豪地说，“我当初之所以想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就是想搞这个。”

  田昌英痛下决心解决这一个问题。办了灯泡厂、菌种厂。接下来乡村振兴还有更大的计划。

  让成功人士麻兴刚没想到的是，镇党委书记让他去麻拉村当村支书，麻兴刚当即拒绝了。他已经是州人大代表，以及一家矿业集团的党委书记兼常务董事长。最后他不仅当了支书，还把儿子拉进来扶贫。龙山的谭艳林，从小就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她也是一位野蛮生长的逆袭者。1998年13岁的谭艳林用一百块钱，从腊月十五到腊月三十，仅半个月时间滚动经营赚了2400多元。15岁出远门，做过流水线工人，鞋垫生意，工地杂役，超市理货员，外贸企业主管，后来回乡，为了让姑姑这样的残疾人有事做，办起了民族工艺品厂，生意做到了海外。也是一个善念变成了一项事业。石泽林在七彩乡，他的成功经验可供农民分享。“人要出去走走，才能开阔视野。就像我当年要是没有9年的打工经历，我怎么能办陶瓷厂呢？人总归要出去长见识，人的成败主要在见识和经历两个方面。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思想是保守的，以为天就这么大，地就这么宽。” 作为富二代的王少甫，他最开心的是贫困户领工资的时候。这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90后年轻人可完全在大城市发展事业。

  书中的经典人物超越了一般的享乐和物质层面，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个人奋斗与国家组织帮扶结合起来，形成的一股巨大的动力，构成了湘西脱贫攻坚战的主基调，这部作品也是以这种模式为叙事策略，构成一个丰满坚实的文本。

  书中几乎囊括农村各种脱贫致富的产业模式，作品所形成的思想和艺术的综合力量，既是脱贫攻坚战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对乡村振兴有参考意义。《扶贫志》所涉及的人物他们的生活阅历、职业、知识背景很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文盲还学者、老百姓还是官员、穷人还是大老板，他们都有一股强大的精神能量。同时他们都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处理矛盾时有决断力，不成功便成仁。作者对人物的动态把握到位，用细节、语言、事例构成一个力量集合体。

  正能量“鸡汤”，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在讲求实用的社会，它能产生多重效益。 传递国家的力量：告诉人们以举国之力，在2020年全面脱贫的事实。作为扶贫干部增加信心的力量：书中有来自各个层面的扶贫干部不辞劳苦，全身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事实。作为励志鸡汤文的力量：书中个人奋斗故事具有很强有参考价值。别人如何在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家致富的，不是神话传说，也不是虚构文本，有真人真事，可接图索骥。作为产业致富决心的力量：书中有大量如何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案例。作为个人素质提升知识的力量：告诉村里的人们怎么样发展眼光，做一个有方法的干部和有见识的农民。

  从众多脱贫攻坚故事中看到发展的力量。从《扶贫志》里能够正常的看到乡村振兴的前奏，多方面的基础都已经打好。首先是思想基础，不同身份、不同工种的人群对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的意义和目标有了清晰的认识，整体上奋发向上的精神气提上来。其次是物质基础，作品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也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如公路、铁路、桥梁、电网、信息基站、城镇和乡村居民住宅等都都得到极大改善。第三是产业基础，工商业、农业现代化、第三产业（服务业、文旅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第四是干部基础，人的基础是根本，经过多年扶贫，各级下派的扶贫干部得到了锻炼，在此基础上总结扶贫中的经验教训，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各村寨自身成长起来的村干部，乡村能人，都在这一过程中的得到锻炼，村民也对国家政策和一直更新的帮扶方式有所熟悉，与扶贫干部达成某种理解和合作的模式。

  文本细节的力量。通过细节建立文本的深刻和可感度。龙秀林刚到十八洞村时，还有些许陌生，村民同他礼貌地打招呼。他一想到未来三年将要在这里生活。“他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山水、云雾、鸡犬、草木，甚至被白霜打过的青菜，还没有返青的麦苗，偶尔飞过的雀鸟，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龙秀林满腔热情却遭到村民的冷遇，他与村民之间的间隙感大多数来源于不信任。一张寡嘴，既没项目又没资金，老百姓不把他当回事。解决了几件多年积累的老大难问题，村民由衷感叹：原来这张嘴厉害，别人磨破嘴皮的事，他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龙秀林通过103岁的外婆在十八洞的社会交往方式得到启发，以及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方法的理念，开发了“村民思想道德信息化管理系统”。龙秀林对执行精准扶贫的理解是到位的：内力与外力共同产生作用的扶贫，就叫“精准扶贫”。凤凰山江镇扶贫工作队给龙林显小朋友礼物这个不起眼的细节，人文主义情怀和平等博爱的理念。

  语言的力量。《扶贫志》有一种新感觉、新文风，通过人物自述、对话、叙述人叙事、资料补充等多种方式，朴素的语言蕴含着叙术的张力。龙秀林自从担任十八洞村，有时候要接受国家大媒体的采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有一次接受中央办公厅回访，龙秀林本来做了充分准备，写了汇报材料，中办的人却说“随便说说，咱们不看稿子”，龙秀林脑子一片空白，一紧张连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也忘记了。“蒙了十数秒钟后，龙秀林清醒过来了。”他生动形象的总结了十八洞要实现了“五来”目标：“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虫儿回来了，打工的人儿回来了，外面的人儿回来了。”平时听多了四平八稳的公文报告的领导，突然听到如山泉、似春风的诗化排名句，高度评价龙秀林的汇报。就是这种真实、实在、可信的文风，与扶贫题材相得益彰。人物显得真实可感，主旋律最怕红光亮，伟光正，主角的缺陷和错误，反而使文章层次丰满。

  情感的力量。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用真实故事感染人。故事的情感力量：由湖南省监管局和方正证券吉首分公司下派的邱孝、曾李、龙际友三人工作队，到凤凰县山江镇樟坡村扶贫。山江镇是苗族聚集区，很少有人会讲汉语，语言不通但心灵相通，苗族老人给工作队门框挂三双手工棉鞋的故事。认知的情感力量：湘投集团由四位硕士组成的扶贫工作队对永顺县芙蓉镇的科皮村进行帮扶，科皮村的朵枯组的公路总是修不通，村干部只要一开口就成为众矢之的，村干部和工作队的人无不垂头丧气。工作队开始对朵枯组认真走访，有的村民还认为当低保户是一件光荣的事，精准识贫被取消了低保，觉得在村里颜面失尽。救济式的帮扶，等靠要的思想，穷怕了的历史，都是这些怪现象的根源。老百姓并不是刁民。通过朵枯修路的过程，人性的复杂性写了出来，贫穷的深层原因也挖出来了。被肯定的情感力量：朵枯的路修通了，老党员田兴发和另外5位村民给工作队写了一首山歌，用永顺当地的山歌调声情并茂地唱了出来。工作队制定“五树五建” ，扶贫还要扶志。扶贫以人为本，工作队一共成立了14个协会。

  对比的力量。扶贫工作队大都是年轻人、高学历，村民以为他们是来镀金的，甚至不配合工作，认为他们四季为明、五谷不分，扶贫可能就搞些的东西，一开始都以怀有戒心。还是以科皮村工作队为例，四个人都很年轻，刚来的时候，有人说：“上头派的人学历是比较高，但作事能不能落地，我们还得看一段时间。”（第198页）朵枯人的这种想法有代表性。新闻常常会出现贫困户用不不签字“要挟”工作队的怪现象。四硕士中陈鹏在英国留过学，他把在英国看到的现代化农业的思路引用过来，在科皮村推行高科技农业，加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用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劳动。提前把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活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落实到位。赢得贫困户的好感。

  榜样的力量。王兴法是凭空飞来的扶贫者，既不是石门薛家村的人，也不是政府下派的扶贫工作队成员，他是扶贫人中一个另类，一朵奇葩，他的另类还体现在生活细节上，卢一萍初见王新法时印象非常深刻，60岁的人，背着有毛主章和“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据王新法妻子说，他在街上看到一位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士骑自行车从身边经过，便不管不顾地追上去，女士害怕极了，骑得飞快，王新法拼命追，终于把那位女士逼停。女士问他想干什么，王新法说：“我一个当兵的，你怕啥嘛，我就是想问问你穿的裙子是在哪里买的，我想给我爱人也买一件。” （第387页）河北人王新法自费到湖南石门薛家村扶贫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了。他没把自己当外人，修桥补路、建烈士陵园、农家乐、茶园等。作者言必称“王大哥”，去世用的“殒落”这个词。“王大哥的话不多，席间很严肃，眉头拧着，总在想问题。从他偶尔讲出来的话语中，就感觉到这个人太干净了，一辈子经历沧桑，都没有受过什么污染，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痕迹。” 作者也给王新法一个判词：“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扶贫题材天生就是一种“硬材料”，几乎每个接触这类题材的作家都想把硬材料来艺术化处理，花式结构、骈俪文采，但却很容易写成一个空洞无物、多肉少骨的东西，《扶贫志》跳出了这个窠臼。扶贫题材既要思想深度，又要表现力度，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这对作者是一个挑战。脱贫攻坚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精准识贫环节最能考验干部的工作上的能力和工作态度，书中有一个数据，十八洞村的精准识贫结果由第三方评估，群众满意度达99.1%。这是很高的评价。《扶贫志》读者的满意度没办法统计，作为非虚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它并不是绝对没缺陷，以人为主线的叙事模式，结构上需要一种精神贯通，而实际上它的章节分布表现得并无内在逻辑，五大块的主题相互交叉，边界不够清晰。某些篇章单薄，材料不足，而有些章节过于冗长。对人物精神性把握还有提升空间，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有探索的可能等。但瑕不掩瑜，作品传递了正能量，对扶贫人的付出给予了肯定，对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们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让读者体验到了扶贫事业的艰辛和伟大。以文学的方式对此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真实记述，它达到了准确、真诚、真实、好看的效果，既有历史文献用途，又有现实参考价值，其中有些典型案例还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的教科书。